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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中央已明確大灣區五大戰略定位及港澳廣深四城定位

2019年01月14日 來源: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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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就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建設、便利港澳居民到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以及港澳在國家改革開放新階段中的優勢和作用等話題,接受了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記者專訪。以下是央視播出的相關視頻及此次專訪的答問全文。

  記者:在過去的一年,粵港澳大灣區受到各方的關注,雖然具體的規劃還沒有出臺,但是外界一直很關心大灣區的建設情況,也很關心大灣區中粵港澳三地定位的問題,他們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張曉明:我先講講粵港澳大灣區的基本情況。從地域范圍講,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珠三角地區的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目前常住總人口約7000萬,GDP總量超過10萬億人民幣,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我國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重大舉措,也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實踐創新。換一個角度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粵港澳三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互利共贏、共同繁榮的區域發展戰略。

  過去的一年,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建設取得一些重大進展。一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形成,有關的配套實施方案正在制定和完善;二是中央成立了以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同志為組長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包括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廣東省領導同志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去年8月已召開了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并形成了有關工作機制;三是已出臺了一批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包括便利港澳居民在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如支持中科院在香港設立研究機構;四是一些具有標志性的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實現互聯互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分別于9月和10月順利開通;五是粵港澳三地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和深化,社會各界對大灣區的關注度和參與熱情與日俱增。

  你剛才提的大灣區內粵港澳三地定位問題,實際上也包括不同城市定位的問題。這些定位首先要與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總體戰略定位相對應、相銜接。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有五個:一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二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三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四是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五是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

  在粵港澳大灣區龐大的城市群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可以叫做中心城市,它們要發揮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的引擎作用。同時,它們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側重。比如,香港主要是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澳門主要是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廣州主要是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引領作用,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深圳主要是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努力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對于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定位和協同發展的有關具體問題,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廣東省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都在進行深入研究,社會共識也在不斷凝聚。

  記者:粵港澳三個地區有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同時三地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社會管理模式都有差異,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建設過程中,怎么處理這些差異帶來的問題?

  張曉明:你問的問題反映了粵港澳大灣區與眾不同的特點。眾所周知,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灣區有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等。這幾個灣區的規劃和建設都是在同一種社會制度、同一種體制的框架內進行。與它們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關稅區,流通三種貨幣,制度方面的差異是比較大的。具體地說,粵港澳三地在經濟制度、法律體系、行政體制和社會管理模式等方面,在經濟自由度、市場開放度、營商便利度及社會福利水平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小的差異。這些差異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其他灣區所沒有的制度和體制機制難題。

  諺語說:“硬幣有兩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的這種制度性差異,我們要辯證地看待。一方面,我們要看到這種制度性的差異會影響到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等生產要素的便捷流動,影響到三地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有效銜接,影響到跨境協同創新效率和市場深度融合。有些問題用傳統思維難以破解。另一方面,從積極的角度看,這種制度性差異正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特色和優勢所在。有多樣性,有差異性,就有互補性,把各自的特長、優勢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綜合競爭力。特別是在“一國兩制”下,可以把港澳市場經濟成熟、國際聯系廣泛、專業服務發達、法治公認度高、科研力量比較強等優勢,與廣東腹地廣、市場大、制造業發達、科研實力雄厚和政府決策力、執行力強等優勢結合起來。特別是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優勢、領導體制的優勢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把大灣區規劃和建設好,實現更全面、更協調、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

  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強調,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關鍵是要通過制度和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高效便捷流通,優化資源配置,特別是以科技創新驅動帶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提升經濟活力和競爭力。在這方面,我們會注重學習和借鑒世界其他灣區建設的成功經驗,并從粵港澳大灣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敢闖敢試,探索符合我國實際的灣區經濟發展模式。

  記者:今年國家就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來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9月1日港澳居民可以在內地申請港澳居民居住證。有沒有具體數據(說明)現在有多少人申領港澳居民居住證?后續還會不會出臺更多的便利措施?

  張曉明: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近年來,中央有關部門相繼出臺了一些便利港澳同胞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可以在內地申領港澳居民居住證就是其中一項。這項政策從去年9月1日實施以來,短短4個月時間里,已經有近10萬香港居民、近2萬澳門居民申領了港澳居民居住證。這就是說,已經有十多萬港澳居民在公積金社保、教育醫療、證照申辦、求職就業等方面可以享受與內地居民一樣的權利、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一些港澳居民反映,有了這張居住證,生活、旅行都方便多了。將來憑港澳居民居住證可享有的權利和便利范圍還會擴大,這個證件的“含金量”和附加值也將不斷增加。

  去年國務院已宣布取消對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的行政許可事項。下一步還將出臺關于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服務、社會保障、失業登記、勞動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并在大灣區內逐步放寬港澳居民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一些限制性規定。就在幾天前(1月7日),教育部、中央臺辦和我們國務院港澳辦聯合發出《關于港澳臺居民在內地(大陸)申請中小學教師資格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在內地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符合一定條件,按照自愿原則,可申請內地幼兒園、中小學和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以及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資格。前不久(2018年12月26日),我們還配合中國鐵路總公司進一步優化港澳居民使用12306網站的注冊核驗流程,改善了港澳旅客網購火車票的體驗。最近,廣東省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經過商議,準備在目前已有的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幾個已有的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示范基地基礎上,在珠三角9個城市再建一批港澳青少年創新創業基地,重點為港澳青少年在大灣區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可以肯定地說,中央有關部門為港澳同胞在內地發展制定的各項便利措施,將會陸續有來。

  記者:2018年是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們在很多紀念改革開放的活動中看到香港和澳門在這一進程中發揮的作用被頻頻提起。我們現在說改革開放再出發,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中,您怎么看香港和澳門的作用?

  張曉明: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這40年,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1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強調,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做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這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體現在六大方面:一是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二是市場經濟的示范作用,三是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四是雙向開放的橋梁作用,五是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六是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習近平總書記當時還如數家珍地講述了港澳各界熱情投身國家改革開放的許多人和事,令在場的港澳人士倍感自豪、倍受鼓舞。好多“第一”都是港澳人士創造的,如內地第一家合資企業、第一條合資高速公路、第一家外資銀行分行、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等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香港、澳門同內地優勢互補、一起發展的歷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國人民同心協力、一起打拼的歷程,也是香港、澳門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歷程。

  我們國家的發展已邁入新時代,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在這個新時代、新階段,港澳仍然有其特殊的地位,仍然有許多不可替代的優勢,仍然可以大有作為。習總書記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提出了四點殷切希望:一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是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是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是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這四個“更加積極主動”,就是港澳在未來國家發展和改革開放大格局中可以發揮所長、大顯身手的地方。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都為港澳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港澳可以把自身所長與國家所需更好地對接,培育新產業,增創新優勢,同時也更好地助力國家發展和改革開放。

  比如,在金融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未來可以繼續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內地金融開放與改革需要繼續借鑒香港經驗、與香港合作,“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就是很好的先例,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多的互聯互通,推動內地資本市場與香港接軌、協同發展。

  再比如,大灣區要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就必須實行產學研結合。香港有4所世界排名進入前100名的大學,具有較高的高等教育水平和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而廣東制造業基礎雄厚,被譽為“世界工廠”,可以將香港高校里的科研成果迅速產業化。大灣區科技創新產業比較好的格局就是,香港側重搞研發和金融等服務,廣東側重搞成果轉化和產品開發,從而共同形成“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產品開發”一條龍的區域科技產業協同創新體系。目前粵港雙方正在港深邊境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推進“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設,前景令人期待。香港在吸引國際科研機構和人才方面也有一些內地城市比不上的優勢。

  澳門可以繼續發揮與葡語國家聯系比較密切的優勢,拉動更多葡語國家加入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在中國與葡語國家間的商貿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發揮獨特的平臺作用。

  用一句話概括,可以這么說,40年的改革開放多虧有港澳參與,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仍然離不開港澳,并必將進一步成就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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