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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齊聚廣州,專家建議:促進大灣區內外城市間互聯互通

2019年06月22日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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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城市全球連接和依存日益緊密,全球城市已成為全球經濟系統的中樞。城市間創新要素不斷跨界融合、顛覆替代,不斷催生新的生產方式、組織方式和社會生產組織體系,傳統的城市評價理論和方法如何作出科學的調適,成為全球城市科學研究的嶄新課題。

6月21日,由廣州市社會科學院主辦、世界大都市協會協辦的“2019廣州:全球城市評價研究”學術會議在廣州舉辦,來自國內外城市權威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全球城市核心發展理念和未來趨勢。不少專家建言,廣州國際大都市建設,應充分發揮廣州的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發展核心引擎作用,為中國城市發展及全球城市建設提供有益借鑒。

創新引領城市未來發展

“當今世界城市的發展已經成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主流因素,解決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現已是我們面臨的前沿課題。”世界大都市協會對外關系部部長艾格尼絲·畢卡德說,全球各國都存在一些最為緊迫的任務,無論是面對自然災害,還是可持續發展以及應對其他緊急的挑戰,都需要在城市范圍和框架下來尋求解決方案,才能增強抵御困難和危機處理能力。

“創新將是我們解決面臨問題的關鍵。”艾格尼絲·畢卡德認為,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會面臨不同的挑戰和變化,并不斷在發展和演變。在很多時候,如果采用傳統治理的辦法不太適合當下所面對或者是今后會遭遇的挑戰。“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創新更加合理的城市治理方法,才能更好地提升市民生活水平,進而推動城市的開拓發展。”

這和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副主任本·德拉德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認為,創新對于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提高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性日益顯著。對于全球城市的發展而言,制定成功的城市和區域策略、了解全球創新地理、匯聚創新資源至關重要。

世界的發展正處于全球化的進程中,而全球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并將一直持續進行。“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各種地理的因素不斷在發生變化,與此同時,它也是一種經濟發展的過程。”本·德拉德說,要推動城市的經濟全球化發展必須要有能夠促進全球化的賦能過程,這種賦能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硬件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是軟件的基礎設施。

“其中,硬件基礎設施能夠推動城市的定位,如交通、道路、機場、網絡、電纜連接等,但同時也要關注軟的基礎設施,包括商貿的發展環境,營商的制度環境以及法律等各方面的環境和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本·德拉德說。

“顯而易見,所有城市的經濟發展都需要硬件和軟件的基礎設施,在此過程中,實際上是需要能夠賦能的基礎設施,這也越來越多地激發和促進了創新。”在本·德拉德看來,城市軟硬件基礎設施的發展越來越多地關注到創新的需求,加上城市之間的競爭和互動,創新已經越來越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核心。

制度勢能是大灣區獨有優勢

城市創新發展的資源往往集中在特定的區域,由此形成的城市群帶來的集聚效應,則釋放了區域內城市的發展潛力。

“與全球其他城市群或灣區相比較,粵港澳大灣區是市場的結果。事實上我們提出建設灣區之前,這個灣區基本上是已經存在了,這是它最大的優勢。”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說,粵港澳大灣區通過市場“無形的手”形成了一個完善的、先進的產業體系,這也是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所在。

倪鵬飛表示,越是在邊界地區,制度優勢帶來的紅利就越容易形成經濟高地。“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港澳尤其是香港在過去與全球有非常廣泛的聯系,能帶動整個灣區與全球的聯系,領先的位置能夠轉化成區域發展的優勢。”

“制度勢能是粵港澳大灣區獨一無二的優勢。”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王世福舉例說,制度勢能釋放1.0版本表現為港澳與深圳、東莞等城市的“前店后廠”模式。制度勢能釋放2.0版本則為自貿區釋放,廣州、深圳、珠海以自貿區與港澳對接,促進高端要素自由流動。在他看來,大灣區內城市聯系仍有待加強,借助空間鄰近的優勢,需要更深層次的制度創新來實現大灣區的發展飛躍。在大灣區內,未來應保持各自的制度特征,但在空間上應相互滲透,使制度勢能在更廣闊的區域內釋放。

王世福建議,通過空間響應來釋放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勢能。一是突破自然邊界,加強兩岸聯系。以高速公路網為基礎,繼續加強環珠江口交通、跨海交通建設。二是利用邊境界限,拓展空間縱深。三是開展“飛地”合作,勢能散點釋放,參考“無水港”“自貿區”等特殊“飛地”政策區的經驗,建立各類內部運行港澳制度、生活習慣的“離島”或“飛地”。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周平則表示,大灣區城市存在兩種制度、三種法律、三種關稅以及三種貨幣。“這些不對等不僅僅是一種障礙和挑戰,同時也是一種機遇和優勢,能夠讓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向外界提供更多種選擇。由于制度的區別,可以增強大灣區的吸引力。”周平說。

廣州在城市發展進程中

要彈“雙重奏”

廣州擁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而且城市原點從未偏離,老中軸線依然清晰。與此同時,廣州也富有活力,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煥發生機而且方興未艾,在全球城市體系的排名持續上升,是具有標志意義的城市研究樣本。

針對廣州全球城市建設,與會專家良策頗多。“通過分析全球創新地理格局可以發現,絕大部分世界經濟創新僅源自極少數全球城市,這些城市往往處于大規模的特大城市區域。”因此,本·德拉德建議,廣州、香港、深圳等城市可通過進一步推進大灣區創新體系區域一體化以及開展工業科學合作挖掘更大的潛力,從而進一步提高全球創新競爭力。

基于全球城市體系及可能的變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劉云中提出,廣州要發揮自身在創新方面的優勢,讓創新成為城市的核心競爭力。與此同時,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國際人才良性流動的機遇,包括通過產業建立密切又復雜的聯系,形成全球、港澳和廣東等不同區域之間人才的良性流動。

科爾尼咨詢公司高級項目經理周鵬遠圍繞國際城市打造建議,未來廣州應強化商業活動水平,打造領先的商貿樞紐;提升廣州在文化、信息交流和國際交往領域軟實力。“城市里面核心的問題就是能不能給人帶來最核心的幸福感。”他認為,高質量發展中要關注人的高質量發展,打造“以市民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人力資本,提升市民的個人幸福水平。

“廣州歷史悠久,但真正現代化、城市化的建設也就是40年,正處在一個朝氣蓬勃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城市’。”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躍國認為,廣州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我們在城市發展進程中要彈“雙重奏”,一方面要補現代化、城市化的歷史短板和欠賬,另一方面城市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現代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

在張躍國看來,廣州在商業持久發展中積淀了謙和低調、務實實干的品格,一向給人的印象是平民化的城市,這是傳統,也是優勢,同時要防止傳統固化、優勢劣化、城市平庸化。“在這樣的挑戰面前,廣州推動變革的膽略需要強化,城市戰略想象力需要拓展。”

廣州的全球“顯示度”

機構與類別2018年排名意義
GaWC世界城市分級Alpha(27)在“世界一線”城市序列持續晉級
科爾尼全球城市指數71

    保持內地城市

    第三位

全球潛力城市指數59兩年上升19位
普華永道機遇之城4國家中心城市綜合性功能強大
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數28-19

    入選兩年內

    上升18位

■聲音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躍國:

不管是規模擴張還是內涵提升,廣州城市的發展都還在路上,廣州仍是“發展中的城市”,正處在朝氣蓬勃的階段。奮斗的城市永遠年輕,進取的城市永葆青春。但是在發展進程中,應該強化推動變革的膽略,以及拓展城市戰略想象力,來防止城市的“平庸化”。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科技資源的網絡化布局和科技創新的開放式合作將成為主流,創新力已成為改變全球城市格局與城市形態的力量。在此過程中,只有了解工業化、城市化和技術創新這三個變量,才能判斷城市未來的趨勢。而過去幾十年,我們對“快變量”(經濟要素、投資消費、基礎設施建設等)的重視程度遠高于“慢變量”(文化、教育、制度、社會文明等),但在未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慢變量”的作用更為重要。因此,要善于審時度勢,處理好“慢變量”與“快變量”之間的矛盾,把握好城市發展的精髓。具體而言,推動廣州煥發老城市新活力,要圍繞增強高端資源要素集聚能力和城市核心競爭力,在提升綜合城市功能上出新出彩;圍繞建設特色鮮明的文化強市,在增強城市文化綜合實力上出新出彩;圍繞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服務業強市,在發展現代服務業上出新出彩;圍繞打造全球企業投資首選地和最佳發展地,在建設現代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上出新出彩。

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副主任本?德拉德:

如今,創新已經越來越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而專利的申請情況以及科研的發表情況,可以幫助我們去觀察一個城市的創新程度,并且也能讓大家了解到創新是什么樣的創新以及是一種發展到什么水平的創新。而創新是高度地理集中的,全世界發表的專利和科研的產出集中在少數地區,而通過分析全球創新地理格局,也能發現絕大部分世界經濟創新僅源自極少數全球城市,這些城市往往處于大規模的特大城市區域。在大灣區的視角下,廣州、香港和深圳均位居世界城市前列,如果通過進一步推進大灣區創新體系區域一體化以及開展工業科學合作,便可挖掘出更大的潛力。

因此,當我們談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時候不能僅僅考慮廣州、深圳、香港這三個城市,還要考慮整個大灣區里其他重要的、有潛力的城市,要進一步強調關鍵聚集區之間的互補性,關注基礎設施和交通領域的發展,促進大灣區各主要中心地區互聯互通,從而釋放大灣區的城市群潛力,促進更大范圍內所能夠產生的集聚效應,進一步提高其在全球創新區域中的競爭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

提升城市可持續競爭力是城市也是全球國家實現物競天擇與可持續發展的命題。擁有可持續競爭力的理想城市在充分利用現有要素獲取當前發展優勢和增長的同時,能吸引和積累形成城市未來發展優勢和影響城市長期增長的要素的能力,更能夠確保當前和未來持續有效地創造財富,形成具有為世代居民提供更多福利的能力的城市。具體就是,以人為本的宜居城市、創業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諧城市、環境友好的生態城市、創新驅動的知識城市、城鄉一體的全域城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及開放多元的文化城市。

廣州在朝著理想城市邁進的過程中,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劣勢。首先,從宜居來看,廣州在軟實力方面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秩序表現比較突出,在硬實力方面的衣食住行也很成熟。其次,廣州的營商環境尤其是政府服務排在全國前列。在文化上,廣州在保持多元化開放性的同時,又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同時,社會和諧包容友好,但外來人口在子女教育、就業創業以及醫療健康等方面怎樣能擁有與當地人均等的機會,仍須進一步完善改進。總而言之,在粵港澳大灣區,廣州扮演的最主要角色是綜合服務平臺,能夠提供各方面的綜合服務尤其是高端服務,也是各種市場主要駐扎的一個基地。

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全球城市研究主任理查德?赫特:

在未來全球經濟的增長中,城市區域憑借其高端生產力形成更高的吸引力,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將扮演重要角色,相對其他地區來說城市增長的速度要高于非城市的區域。通過觀察世界其他區域的城市,對比GDP增速的情況,可以分析得到,促進世界領先城市的成功因素和GDP增速主要來自生產力的提升,而這些生產力的增長主要是依靠更好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相比于舊金山灣區,雖然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GDP是舊金山灣區的2倍,但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卻是舊金山灣區人口的10倍,因此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重點就是要提升生產力,并在整個大灣區內打造更加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服務水平。在此基礎上,粵港澳大灣區仍需要加大投資,不斷創新以及提升教育水平,同時一定要不斷朝外看,一定要更加開放。大灣區內的廣州、深圳和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城市要通力合作,才能夠帶來更大的影響力。可以預測,到了2035年以GDP來衡量的全球十大城市的排名中,廣州、深圳可能會取代波士頓、華盛頓,躋身全球城市排名十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劉云中:

全球城市體系是指在全球范圍內不同城市所承擔的功能、城市的規模和城市的空間分布不同。具體而言,全球城市在世界中地位及作用要從三個層面分析:從超長期來看,城市在世界上的地位由其所屬的文明所決定,城市在其所屬文明中的地位由其政治和經濟實力所決定;從中期來看,城市要在全球商品鏈(GCC)和全球價值鏈(GVC)中占有一席之地,提高城市在全球連接度的基礎設施水平;從中短期來看,城市要重視競爭,更要強調合作和雙贏,明確基于專業分工的差異化定位。通過對全球城市發展的系統性研究分析,全球城市的共性發展路徑為:區位驅動——開放市場驅動——生產力驅動——資本驅動——多樣性和創新驅動。全球城市不只是工作、全球聯系和競爭的地方,也要成為幸福家園。

廣州是美麗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廣州建設全球城市,一要發揮創新方面的優勢,充分利用深厚的文化底蘊、優良的功能服務和資源、眾多的大學和科研院所,讓創新成為城市的核心競爭力;二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國際人才良性流動的機遇,在一些體制機制上先行先試,加大人才引進力度。

香港城市大學博士生導師張曉玲:

我們進入了快速變化的世界,全球也受到了資源和技術水平影響而發展迅速。未來的競爭是由短板所決定的,短板將決定我們最終能夠達到的水平。通過技術革命或者是信息革命,所有的技術形式都會出現變化。對于全球一體化和城市一體化而言,這都會帶來一些新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城市和農村的格局會發生變化,新的區域和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也會隨之變化。在變動中,全球資源的使用和能源供應會出現緊缺狀態,在這時,實現可持續發展要么就是相互依存,要么就是互相獨立。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全球城市的聚集形成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已初見端倪。因此,可以用一個動態可持續發展來揭示城市新的定義或者是新的概念。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應該是聯結的、多層面的,而且要以資源環境保護為中心,以人為中心,包括政體、資本、市民、自然資源的四種力量都應該聯結在這其中。(撰文:周甫琦 黃心怡 編輯統籌:甘韻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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